托育机构标准规范征求意见中 黑名单制度对虐童“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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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缺少资质、服务质量不一……长期以来,托育行业始终处在灰色地带。

上周,由国家卫健委组织起草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托育机构的场所、设施、人员和从业资质等方面做出规定,并提出建立托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黑名单制度,对虐童等行为实行零容忍,为托育机构发展指明了方向。

小机构

监控报警系统欠缺 招人远比招生困难

下午3点,两岁的大桐刚刚睡完午觉,从卧室跑到客厅里玩耍,那里有他最爱的长颈鹿滑梯。这个位于北五环外小区里的托育机构,如今已成为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

“我们小区年轻人居多,他们工作压力大,没有太多时间在家带孩子,完全交给长辈的话,又怕老人身体吃不消,就希望能有个地方帮着照看。”作为创办人,林雅(化名)曾经面临同样的状况。去年,她开始为两岁多的女儿挑选托育机构,“周围的幼儿园接纳能力有限,写字楼里的动辄每月上万,何况离家远,也不方便。”

最终,她把女儿送到小区里的一个家庭托育机构,但待了几天,就发现那里条件简陋,伙食也不好,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里同时兼顾自住和托育,“早上送孩子过去时,男主人才刚起床,穿着秋裤在屋里走来走去。”

带女儿离开后,林雅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开一家!”今年2月,林雅在小区里偶然看到一套底层两居室对外招租,果断签了合同,“客厅作为游戏活动室,主卧是读绘本和睡觉的地方,次卧用来吃饭、做手工,外面还带个小花园,可以放秋千,作为户外活动场地。”

对林雅来说,做软包、铺地垫、装新风、添置桌椅玩具等都算不上难事,真正让她犯愁的还是资质问题,“经过打听,发现不光注册托育行不通,连注册教育培训都有限制。好在居委会只是让我们提供了租房合同,检查了消防条件,提醒我们不要扰民,并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

就这样,林雅的托育机构在3月正式开业。“既有小时托、半日托,也有周托、月托,可以根据家长的需要来。以2岁到3岁的全日托为例,每月费用在3800元左右。”投入运营不久,林雅恍然意识到,招人远比招生更困难,“只是印了百八十张传单,在妈妈群里说了下,很快就有孩子陆续送来。可招幼师的时候,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人选,好不容易招来,也很难留住。”

林雅没想到,原本只是作为副业的托育机构,几乎占据了自己所有的工作时间,“除了幼师以外,目前还有一个阿姨负责带孩子,一个阿姨专职做饭,另外有位住楼上的妈妈在这里兼职,每天要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

在林雅看来,《标准》的出台固然是好事,但其中提到的保健员和保安员,短期内还很难实现,“除了人力成本的增加以外,招聘来源也成问题,希望政府能在资金和人才上提供更多支持。”而《规范》中要求的“监控报警系统确保24小时设防”,她认为有必要且有可能尽快落实,“对孩子和机构来说,都是一种保护,之前确实不够重视,还有所欠缺。”

大机构

政策落地仍需时日 线上比线下更现实

相比起林雅而言,陈岚(化名)的行动更早一步。五年前,怀着二宝的她四处为大宝找托班,“要么是家庭式的,往往不稳定,要么是幼儿园,年龄又不到。”考虑再三,陈岚挺着大肚子踏上了创业之路。

“在工商注册时才知道,压根儿没有托育这个门类可选,只能按教育培训公司来登记。”2014年8月,陈岚的第一家托育机构在东五环外开业,“除了早教以外,我们还提供1.5岁到3岁的日托,从而填补市场上在这方面的不足。”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陈岚创办的机构开出五家分店,但资质不全带来的隐忧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让她深感疲惫,“不管是区里的消防,还是街道办的文教科,随时都可能来检查,有时候甚至直接断电,或者搬走教具,要求闭店。”陈岚发现,不少处境相似的同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但她不希望给老师和孩子带来这种频繁变动的体验。最终,她不得不将四家分店先后关停,只留下最后一家作为大本营,“现在这个地方本身有幼儿园资质,由我们来运营,同时提供亲子班、日托班和幼儿园,孩子有100个左右,日托占到将近一半。”

面对硕果仅存的基地,陈岚不甘心降低标准,给主班老师开出1万到2万的月薪,从国际学校挖来那些本科以上教育水平、有海外留学经历,同时有着相关经验的高水平人才,而高投入带来的收费标准也比肩国际学校,“日托每年16.8万,还是有家长大老远把孩子送过来,最远的单程就有40公里,因为很多五环外的新建小区配套跟不上,针对3岁以下的托育机构更是稀缺。”

对于《标准》和《规范》的出台,陈岚坦言即使都能达到,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从上海来看,去年4月底就公布了《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但直到今年1月,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信息管理平台显示,只有33家营利性托育机构通过有关部门审验,获得《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可见政策落地仍需时日,更何况现在还只是国家层面,下一步要对接到地方才行。”

眼下,陈岚并不打算扩大线下机构的规模,转而将精力投向了线上托育,“相比起一些中专学历、没有育儿经验的幼师来说,一些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妈妈反倒更适合参加培训,她们可以利用家里的客厅,结合线上课程开展共享育儿,实现互助式托育,也期待国家能够出台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调动起潜在的人力资源和托育供给。”

建议

落地更应体现差异化 可鼓励全职妈妈参与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托育机构其实都盼望着有章可循,《标准》和《规范》的出台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表示,《标准》和《规范》中亮点颇多,例如,不仅对托育机构的人员配置给出明确要求,而且强调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培训,“从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托育服务的质量,在这方面,也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确保培训服务同步跟进,让相关人员在专业性上有所提高。”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也表示,相比起上海提出的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8平方米、户外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6平方米来说,此次《标准》中给出的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户外人均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显然更接地气,“如果门槛过高,将会导致很大一部分潜在供给被挡在门外,托育需求没办法得到有效满足。”

蒋永萍认为,此次《规范》中明确的黑名单制度也值得肯定,“在过去,有的从业者被开除后,换家机构又能继续工作,今后‘零容忍’的态度将会对其有所约束,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震慑。”在她看来,监控24小时全覆盖恰恰也是落实这项制度的配套措施,“只有在技术层面加以完善,才能尽可能确保孩子的安全。”

考虑到国情复杂,杨菊华提出,《标准》和《规范》在具体落地实施中还应体现一定的差异化,“一刀切的话,很多机构会被一棍子打死,例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托育机构,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给这部分机构更多引导和帮助,也是下一步应当思考的问题。”

蒋永萍也谈道,《标准》和《规范》可以更多体现对女性的关怀和支持,“例如,调动并鼓励全职妈妈参与到托育服务中,既能补充供给上的短缺,又能帮助她们实现个人价值。另外,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时间上,做好衔接工作,避免重蹈‘三点半’放学的尴尬局面,也能让更多家长获益。”(记者 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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