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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校园欺凌,社工干预更有效?

时间:2016-11-02 15:33:04 | 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 编辑:殷亮

 

 

2015年4月,一则手机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显示,一位穿着校服的中学女生,被一群穿着同样校服的学生围殴,轮流扇耳光。这位女生为何会遭受校园欺凌?遭欺凌之后,她的状况如何?施暴的孩子,后续又是如何被追责的?针对这一事件,有人提出要对施暴者严惩,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但也有人认为:一味强调严惩,以刑罚来遏制欺凌,效果并不理想。那么,面对不断发生的校园欺凌,我们都有哪些办法呢?本期《成长你我他》,我们从走进对这一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辅导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开始,一起来探讨,社会工作者的干预在消除校园欺凌事件中能起什么作用?

 

节目观点

 

1.一起校园欺凌事件的缘起和处理?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是中国首家专门服务于少年司法需求的专业机构。服务内容涵盖青少年犯罪及偏差行为的预防、给未成年人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提供帮助与支持等。自2010年成立以来,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已经为2500多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200多名在刑事案件中被害的未成年人提供服务。那么,对于校园欺凌案件,社会工作者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服务,又能起到多少作用?

 

李涵: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一天小红(化名)放学,看到班长在学校门口和女生A聊天,她恶作剧用手机拍了一下,结果被那女孩看到了,后来,那女生找她,她就当着她面儿删了照片,也道歉了。尽管照片已经删除,但事情还没有完。小红比较怕事儿,没有过与别人发生冲突、打架的经历,而跟她发生冲突的这个A,是这个学校比较厉害的一个女孩,有很多社会资源,会去欺负别人。A不仅在放学路上找她麻烦,还找了不少同学通过微信辱骂小红。后来,A叫还来了B, B叫了一些社会上的女孩,她们让她蹲下,羞辱她,抽嘴巴。B打完了,她以为结束了,结果B找来的这个人说:你看A还在那边,你看你去不去吧,反正你这事今天都完了就算完了。她就被几个同学陪着又到了A的一堆儿,然后又是被扇嘴巴,被辱骂。事情结束之后,她自己买了个口罩,买个冰棍儿敷一敷。她的班长就问她说:你打算怎么办?她说:能怎么办呀?说:你告诉老师吗?她说:我不想告诉老师。你跟你家长说吗?她说:我不能跟家长说。

 

结果,当天晚上,由于这群欺凌的孩子把小视频发到了朋友圈里,引起了网络哗然,公安机关介入了。她爸爸回忆说,孩子当天回家戴个口罩,也没怎么吃饭,吃两口就进自己屋里去了。她爸爸妈妈都没察觉有何异动,就没过多关注。这件事情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受到了强烈刺激的小红,精神上濒于崩溃。

 

我接了她的案子,先是与她父母沟通,征得同意,我就把她带到了我们校园里一起散步。社会工作者开展工作,一定是要先建立一个信任的、良好沟通氛围的关系,后面的工作才能继续。所以,前三次我们就在校园里聊聊兴趣爱好,小时候的经历,我在大学的经历,我也会有一些自我暴露的内容。然后,找到共同的兴趣,打开话题。我发现她喜欢猫,养好多小野猫,我自己也喜欢猫,我们聊猫。一个阶段后,她感觉放松了很多,我问她:你觉得下一个阶段,你的需求有什么?她说了三点:第一,希望对方道歉;第二,想找媒体,我还以为她是想找媒体解决问题,但她说:现在校园欺凌很多,我自己经历了之后,我觉得如果不惩罚她们,如果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还会打别人。她希望通过向媒体发声,去让更多的人重视,彻底解决校园欺凌;第三,转学。因为学校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她说她不希望回到原学校。我说OK,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

 

席小华:社工的工作有原理步骤:第一步是建立关系;第二步收集资料;第三步是评估诊断;接下来是制订介入计划;最后,评估帮教效果。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逻辑。司法社工,实际上是围绕司法过程中的需求而开展的社工服务。我们机构这两年还向前延伸,发展了驻校社工。因为在我们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在犯罪前大多有过不良行为的记录,而不良行为发生的时候,如果社工提前有很好的介入,就不至于演变为犯罪行为。驻校社工与学校的心理老师的不同,可能就是这两个学科的差异:心理师,可能更多关注个体的问题,而且更倾向于孩子们主动来求助。社工,可能更多关注关系层面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关系,社工基本的工作视角,是看到人在环境中,我们不会就一个人而谈,而是会从他的关系中去评估他的需求,并且通过关系中的资源调动,来解决问题。当然,社会工作者在做工作过程,心理学也是的一个必备的知识基础。

 

2.惩罚对于校园欺凌有多少作用?

 

2016年6月,山东临沂罗庄区人民法院公诉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一名离异后独自抚养孩子的父亲,发现孩子身上布满伤痕,才发现儿子在学校屡遭同学欺凌,且手段恶劣,于是父亲采取报复措施,将施暴的孩子打成轻伤、重伤。他面临三年的徒刑,他的儿子,在遭受欺凌的身体伤害之后,又将面临父亲被判刑三年,无人照看的心理伤害。

 

姚建龙: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一方,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去完善法律制度,我们不能期望每一个人都进化到一个以德报怨的道德境界。比如说,南京曾经有一起谋杀案,被害人是一家四口德国人,凶手是4个年轻人,后来这家德国人的老母亲主动表示要求不希望判4个凶手死刑,因为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德国人发现,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才是凶手杀人的原因,于是他们发起筹款,去帮助凶手的家乡改善贫困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状况。当然,像这种境界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去达到,法律一定要去照顾被害人,包括其家属的情绪,如果法律照顾不到的话,确实就很难避免一些个人复仇的现象出现。我觉得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这点。

 

不过,如果惩罚能最终解决犯罪的问题,我也同意惩罚,但是,从整个犯罪治理的状况,包括很多国家治理校园欺凌的经验来看,惩罚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19世纪之后,各个国家对青少年犯罪,包括校园欺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走向,就是教育性的措施。我这里用的“惩罚”指的是“刑罚”,刑罚是所有惩罚措施中最严厉的,它是社会的底线,这种底线不能随便用。所以,我希望听众不要误解我的观点,我反对惩罚,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我反对的是:只用刑罚这种最严厉的措施去应对校园欺凌,但是,我并不排斥“惩戒”,比如很多国家有类似关禁闭,或要求做社会服务,要求参加一些课程,或有些国家赋予教师以必要的“惩戒权”,类似中国古代打手板心,这些惩戒性措施我是主张的,我只是反对用“刑罚”这种最为极端的惩罚性措施去应对校园欺凌,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确实过度依赖比如生命刑、死刑,或者长期的监禁刑,包括拘留。但是,你会发现,把孩子关起来之后,会产生一种“染缸效应”,小问题进去大问题出来,对孩子的行为矫正和未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设计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判了未成年人拘留,但是又“不执行”,对他来说会有一些负面的信息。一些严重的校园欺凌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而对于孩子,由于年龄过于幼小,“行政拘留不执行”也好,“不予刑事处罚”也好,之后,没有跟进性的措施,就等于是“一放了之”,这是我们制度设计的硬伤。我反对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方法,过早动用刑法,我更反对犯错、罪之后“一放了之”。实际上,从少年司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在刑事政策上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是“以刑为教”阶段,就是认为刑罚就是最好的教育方法;第二个阶段,叫“教刑并重”,认为如果这个孩子可以教育,就用教育的措施替代刑罚;如果不能教育,就还用刑罚,我国现在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叫“以教代刑”阶段。“以教代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它主张尽量地避免刑罚;第二个就是,绝不“一放了之”,虽然不用刑罚,但绝对不意味着不管,而是会用教育性措施去替代刑罚,对当事人进行管束和教育,直至他改邪归正。

 

梁国立:“一放了之”和“一罚了之”实际上是两个极端,很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答案。这里我要讲的一个行为科学。行为科学,它是有正反馈,有负反馈。换句话说,惩罚,在英文里头有两个:一个是Penalty;一个是Punishment。当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时,我加给你什么;另一个是,从你那儿拿走什么。比如,你跟另外一个孩子打架了,我可以也把你打一顿,我也可以从你那里拿走你喜欢看电视的时间、打游戏的时间,或者你喜欢干什么的时间,把你那个时间收去,这是拿走。这样的处理,就是一个“给”,一个“拿”。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你希望让什么样的行为消失?希望什么样的行为反复地出现?一定要分清楚,再加上“时间”的因素:这个行为刚刚出现时,你马上给予反馈的效果,与这个行为出现了很长时间已经产生了后果,再进行修正的话,后者可能效果就会差很多——这就是行为科学。实际上你有两种方式来鼓励一种行为,你有两种方式来减少一种行为,而且,你越早及时地干预,应该是越有效。

 

像2015年在洛杉矶发生的中国留学生的欺凌和虐待案件,美国法庭考虑的刑罚,如果罪名成立的话甚至包括终身监禁,我理解在那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对于当事人,怎么让他们从种学到教训;另一因素,通过此案可以明确告诉公众,这个社会提倡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对于个体来说,这种生态的良性维护,常常是更重要的。

 

林志敏: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后的处理,都会传递出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像这类事件一定要“以罚代教”,罚要罚得彻底,而且,罚完以后,还要对当事人进行深入系统的教育、矫治。其实,在家庭教育领域里也讲究“罚”。但是,必须先有约定,如果违反了约定,你必须承受“罚”的结果。而且,把罚的结果公开化也是一种罚。如果不公开,事件的不良影响反而会慢慢扩散。比如,一个孩子欺负别人,如果我们说孩子不懂事,不要公开,但是,他欺负人的这件事,别人都看在眼里呀!如果学校没进行处理,那么,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欺负人可以被包庇的。我个人认为,“惩”是为了“救”,中国有句话极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没“惩”怎么“救”呢?没有底线你怎么救他呢?“惩”与“救”是一件事的两个面,违反哪一条就应该去承受后果。但是,“罚”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罚完以后,怎么避免这件事再度出现呢?要考虑全面,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席小华:目前我们的少年司法法制不健全,所以,司法机关很多时候是没有权力去介入的。但是,即使如此,我认为司法机关还是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说在校园欺凌这个问题上,我最近也想提一个建议: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做前期的介入,比如说建立警察的训诫制度,需要有一个唱黑脸的人,代表着权威,去给这些孩子相应的警示,但是,训诫完了,后面还要有专业的服务,了解他欺凌别人背后的问题,并且给予解决。

 

3.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李涵:后来,我们联合受害人、施害人双方家庭、司法部门等一起开了一个道歉会,让那些欺负人的孩子给被害人小红道歉。道歉会的目标有两个:第一,觉得如果没有一个道歉,受害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分出是非黑白,事情的了结需要有个说法,道歉就是一个说法,才意味着公平;第二,教育欺凌的孩子们,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被欺负的孩子的感受,无法体会别人的难过,当小红讲述整个过程的感受时,我看到对一部分孩子是有冲击的。

 

席小华:如果一个人能学会换位思考,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愤怒情绪,他就可能建立一个自我约束机制。那天的道歉会,被欺凌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哭。她爸爸说,有时候下午4点,他开车在路上,他会想到,自己女儿在这个时间正在被人家伤害,他就忍不住痛哭失声!他是个军人,一想到连自己女儿都保护不了,他就难过得无法自控,只能将车停到路边,哭一会儿,才能继续开车。那些孩子听了以后,她们才明白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多大,对她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其实,最完美的处理结果是:最终施害人和被害人能够握手言和,施害人真诚地道歉,被害人也能够接受施害人的道歉,能够建立起比较和谐的关系。因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要面对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第二是如何学会与人相处。这两个问题都是核心,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驻校社工在学校还开展了大量的家长工作,现在每个班都有微信群,社工在群里会跟家长及时沟通孩子在学校的情况,跟家长沟通教育孩子的一些技巧。有时候开设亲职教育讲堂,让父母重视跟孩子沟通的重要性。我们也组织一些亲子活动,比如说去做野外生存,住帐篷,让孩子和父母之间有机会建立良性沟通,建立一个良好的支持网络,尤其在家庭层面的支持网络,更好地帮到孩子。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孩子既是欺凌者,也有被欺凌的经历。有一位香港社工写过一个案例:这位社工在帮助一个欺凌别人的女孩子,这女孩在路上遇到一个小女孩无意踩了她的脚,她就把这个女孩逼到墙角,往这女孩儿身上撒尿,一个很恶劣的行为。社工去帮助这个孩子,帮了很久,也见到她的父母,衣着非常整齐,语言非常文明。有一天她爸妈要带她去澳洲定居了,这个小孩从机场给社工发来信息说,其实她爸爸是继父,她一直受到她继父的性侵,她妈妈是知道的,但她妈妈一直没管。这让社工非常惊愕。表面看,她伤害了别人,但这个伤害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找到她伤害别人背后的东西,才能有效地解决。

 

李涵: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个案例,是一个恶性的聚众斗殴的案例,当时我跟欺负人的那个孩子聊,我发现他小时候是被别人欺负的,我问他:你明明知道被欺负是什么感受,你干嘛还欺负别人呀?他说:如果我不欺负别人,别人就会欺负我。我说:你只要有能力保护自己就可以了,也用不着欺负别人啊?他说,谁都想当最顶尖的“大哥”,因为大家都是一样能力的人,如果我不打压你,我就当不上“大哥”。这是6年前我听到的话,印象非常深刻!实际上校园欺凌,我思考了很多,首先,这是个综合性问题,整体的社会文化的教育。你看网络上有多少暴躁的内容?不久前快递小哥被打的事件,打快递小哥的那位长者,他这样对待外面一个这么小的事情,他在家里怎么影响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在社会上随意开着车去撞人的一个暴躁的人?另外,我一直认为,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老师是学教课出身的,没学过“育人”,绩效指标的压力就是成绩,他确确实实没有能力去管学生的道德教育。那么,就专人来干专门事,这是社会专业细分的一个必然趋势,我们让懂得青少年心理、青少年教育的人去做青少年教育,就可以了。

 

4.对于校园欺凌我们还能做什么?

 

梁国立:在国内,强调教育要“育人”,但是,这是要有科学的东西来支持的,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人的终身发展”的科学体系,目前我们的师范院校,“育人”的科学体系是缺乏的,人从出生,到5岁、6岁到12岁,每个阶段怎么样不一样?师范院校没有开这门课!这是一个欠缺的领域。第二个领域欠缺,就是“交流沟通”。当你跟不同年龄的孩子打交道,你该怎么办?还有一个内容是美国师范教育也缺乏的,叫做“班级管理”。班级管理基于行为科学,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孩子之间的追逐打闹,我推你一把,或你踢我一脚,老师、家长,都不认为这是个事儿,实际上更严重的欺凌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还有,比如说课间10分钟,前一堂课的老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下一堂课的老师还没有来,这10分钟实际上没有人来照顾孩子的,孩子就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校园欺凌,要放到“校园安全”的层面来谈,“安全”有一个标准,就是孩子的手、脚要“放在自己的身体”上,当你放在别人的身体上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是“性教育”——不让别人触碰你的某些部位,还是孩子彼此之间的打闹,或者说欺凌,它都是通过身体的。当然语言欺凌也有,或者说肢体和语言两者常常是共同出现的。因此,我们现在在学校倡导的“积极行为养成”的核心原则,包括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安全、尊重、规则、责任和合作。

 

姚建龙:有很几个重要的点:校园问题往往是家庭问题的折射。我做了很多实证性的研究,发现欺凌者包括被欺凌者,他们家庭教育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主张在中国要引入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强制亲职教育,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地区,都有规定,如果这个少年实施了越轨行为、危害社会的行为,那么,法庭可以判决强制监护人接受多少小时的教育。第二点,要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司法》管的就是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这一部分,不能等危害性达到之后才来管。第三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有专业人士的介入,要更多地引入驻校社工,包括心理专家、教育专家、社会学专家、甚至医学专家,大家共同地治理校园欺凌。

 

林志敏:从教育的原理来讲,启发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进行家庭治疗、矫治中,引导家庭健康成长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启发责任;第二步,建立榜样;第三步,建立规范。特别对孩子来说,你告诉他:这个不能做、那个能做,可他不知道其中理由是什么,是做不到的。所以,规范建立前,他必须有一个责任感。有欺凌行为的孩子,就应该让他承担责任的后果,这就必须通过惩戒,如果没有惩戒,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后果。第二步,让孩子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向往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英雄,能够帮助别人的人,不是欺负别人的人。第三,才可以建立他的行为规范。

 

因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所以,我们需要有家庭教育的专业机构,来引导推动家庭延伸到学校的管理当中,甚至于孩子初受欺凌,或者他有欺凌行为时,家长都应该出面干预。还有,当一个家庭对学生成长不利时,比如说有家暴的,有报复心理的,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家庭教育的机构专业介入。“家庭治疗”这个词是从西方过来,因为刚刚引进这样的概念,我们认识它也有个过程,针对整个家庭关系进行调试、治疗的专业工作,我们称为叫“家庭治疗师”。在国外一些先进的地区,已经知道了家庭治疗师的重要位置。“家庭治疗”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关注作用在孩子身上的所有关系。其实这样的专业介入我们还不够细致,还不够系统。现在的所谓专业干预,,只是按照年龄、按照项目来分段的,对家庭的完整性其实起到一个分割作用,对整体引导是弊大于利。从我从业的经历来看,要做好一个案例,起码要跟踪8年到10年。因为教育是有连续性的,要呼唤我们的社会工作者,要走向家庭治疗师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学校也应该开设这样的专业,培养专业的人才来做这些工作,才能真正能够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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